智库·中心
蔡昉:改改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2019-01-22

调整字号:

来源:北京日报;时间:2019122

  1月22日,北京日报第13版【理论周刊·新论】栏目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文章:改改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全文如下:

  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发生了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传统经济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支撑以往那个量级的增速,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发展,虽然是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但将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在新的发展阶段创业、创新以及调控增长,现实中的企业和政策决策者,应该改变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第一个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趋中律”

  所谓趋中律,本来是一个生物学规律,即后代对父母生物学特征的遗传,依据一个回归到均值的轨迹,即不会继续扩大父母的突出特征,而是向平均水平靠拢。这个趋中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反映。例如,前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写文章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增长后要回归均值,这个均值,他指的是世界平均增长率。他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回归均值,则属于误判。

  我们对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可以看到回归均值的长期趋势。但是,这个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仍属于中高速。不过,在这个缓慢减速的过程中,企业行为和企业家的思维需要有所调整。

  第二个是强调企业提高生产率,而非仅仅追求利润

  过去对企业来说,主要是要找到别人还没有涉及、利润还没有充分实现的领域去投资,使其利润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如今,在新的增长常态下,这样的机会仍会有,但已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我们要从“皆为利来”转向“皆为率往”,这个“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企业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获得新的竞争力,有两种方式。第一,沿着生产率提高的阶梯把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行业以及企业之间转移。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要寻率往高处走,而不是在逐利中往低处走。第二,我们现在必须拥抱创造性破坏。其实在任何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和高质量发展时期,生产率提高的方式和来源是不一样的。现在,越来越多地需要靠企业的优胜劣汰来提高生产率。

  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主要的生产率提高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产业之间的这个消长过程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时,总体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创造性破坏,更多属于帕累托改进,参与各方都得到改善。但是到了今天,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创造性破坏,即生死和进退,越来越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第三个是打破“渗透经济学”的神话

  传统经济学有个隐含的假设,即技术变革会自然而然地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传播,从而可以不断渗透并达及所有部门和企业。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每个部门和企业之间都存在着投入产出和市场交易关系,每个个体都处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位置,因而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所以技术进步不会使任何市场参与者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在以多样性著称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同质和对称,因而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成果并不必然会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从而也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而然地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创新发展。

  因此,为了提高单个产业、行业或企业与网络的连接性,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渗透性,政府应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把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既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履行好政府必要的职能。

  第四个是要学会接受劳动力市场制度

  过去人们习惯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都以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价格由相对稀缺性来决定。其实,劳动力由于以人为载体,因而是一种特殊生产要素。正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一块砖头用于建宫殿还是用于修下水道都不重要,砖头不会有什么不同感觉;但是,劳动力被如何使用,处于何种劳动环境中,劳动者自身是在意的。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史都表明,在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中,劳动力市场本身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都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所熟知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相关法规、集体谈判制度等,都属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内容。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市场制度曾经受到忽视,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且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必须得到增强。各国在经历发展阶段的转折时,都显示出这种转变有必然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键词蔡昉;经济发展;思维方式

  原文链接:bjrb.bjd.com.cn/html/2019-01/21/content_1883911.htm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