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回归宽松

201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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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2期(总第1900期) 2019年2月22日(星期五)

  全球货币政策回归宽松

  [导读:随着经济放缓趋势日渐明显,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回归宽松。美联储最近的表态显示其为期三年的紧缩周期暂告段落,欧洲央行一边宣布结束购买债券计划,一边要求迅速准备向银行提供更多长期贷款,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刺激的可能性在增加,众多亚太央行已经纷纷转向宽松政策……至于中国,有分析家认为,信用宽松将成为本轮货币政策宽松的最显著特征。]

  美联储政策面临转折点

  美联储(Fed)2月20日公布的1月29-30日会议记录显示,决策者目前认为,维持利率不变,以评估全球经济放缓和美联储加息行动迄今为止所产生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随着美国公布的零售销售与工业生产数据令人失望,美国经济放缓将快于预期的可能性升高。一段时间以来,美联储官员表示,预期2019年经济增长将不及2018年,2018年经济受到政府支出和减税所刺激,如今其影响料将消退。近几个月来,海外经济增长慢于预期,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在某种程度上会波及到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与聘雇,这些使得对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来得多快及多么严重的预期蒙上阴霾。

  今年1月份,美联储暂停了为期三年的升息行动,并表示在调整目前为2.25%-2.5%的短期利率目标区间前将保持耐心。美联储还暗示,可能会放缓或结束缩减4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进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是在2007-09年经济衰退后膨胀起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2017年最后几个月开始削减所持债券规模。两位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最近几周表示,可能在今年结束缩表进程。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正接近就缩表进程做出决定。“几乎所有与会委员都认为,最好不久就宣布一项在今年晚些时候停止减持美联储所持资产的计划,”会议记录称。

  贝莱德美国跨行业固定收益部门主管Bob Miller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美联储将在5月会议记录前公布资产负债表计划,6月前就此事作出决定,如果不是7月的话,就是再10月前停止缩表。他说,这将有助于美国的金融状况和市场表现。“事实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连续三次在政策会议上详细讨论了资产负债表问题,对我们而言,这暗示联储未来面临这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Miller称。

  美联储面对新的经济现实

  路透报道指出,美联储为时三年之久的紧缩政策周期暂告段落。但与超过六位决策官员、以及其他接近此一过程人士的访谈内容显示,美联储上述举措也标志着一个更为重大的转变,可能型塑美联储总裁鲍威尔任期风格,进入美联储首次完全面对一个通胀不振、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且利率永难抬头的时期。

  包括鲍威尔的公开评论、美联储会议纪录、以及其他文件,都逐渐显示出一家央行正进入可能相当艰困的时期,其正研究在这新的现实状况下该如何运作。举例来说,其中一大问题在于是否该将对抗危机的政策作为例行工具的一环。另一个问题则在于是否该让公众做好心理准备,接受通胀偶尔升高。

 

  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彻底改变全球经济,多年来决策官员们一直在讨论传统央行措施是否已经不合时宜。然而鲍威尔2018年10月3日简短的一席话所引爆的连串事件,已协助解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目前离中性利率可能还很远,”鲍威尔在华府一个智库活动中表示。他所指的是既不会促进经济、也不会令经济降温的利率水准。

  虽然鲍威尔实际上是概括了美联储在9月25-26日会议的结论,当时联储因美国经济强于预期而升息,但他的描述触动了敏感神经。投资者抛售股票与债券,担心美联储打算把利率推升至他们认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之上。此后市场展开持续数周的震荡,促使美联储重新调整释出的信息,此间还不只一次失策。

  美联储这些做法已经超过微调措词或适应形式变化的范围。联储官员的访谈、对联储会议记录的分析,以及决策者的公开评论,暗示消失已久的共同看法再度浮现,即利率可能永远无法回到金融危机前水准,而且诸如失业率下降时通胀率上升这类一度已经建立的关联性已经不再有效。

  美联储曾一直担心,经济连年稳健增长与失业率下降,将不可避免地重燃通胀压力或对经济稳定性构成威胁。但根据针对美联储会议记录的检视以及联储官员的公开声明,这种担忧在联储2018年12月18-19日政策会议中基本已消声匿迹。

  这是一个让人不易觉察的结论。2018年特朗普政府通过减税和公共支出等措施向已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注入大约1.5万亿美元资金,但2018年仍可能再度达不到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率目标。

  “我不愿说我们是对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普朗今年1月15日在达拉斯对记者表示。“但我们早就警告过……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创新、全球化以及美联储对于通胀率目标的承诺,均压低物价,他说“这些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有加快之势”。他的观点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和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的看法一致。新任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以及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均谈及过相似的问题。

  1月稍晚,美联储政策会议不再提及进一步升息,并称“通胀低迷”是原因之一,这样美联储与认为市场状况趋软的投资人站在同样的立场。最初,投资者似乎对10月初鲍威尔提出的“远未达到中性”的言论反应过度。

  美联储调整对市场的态度

  全球市场已消化了近两年来美联储持续每个季度加息25个基点,但在10月3日,美国10年期现货公债收益率大涨0.1个百分点,股市开始一路下滑,到11月底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值蒸发了10%。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随着资产价值缩水及借贷环境收紧,那么损害的不仅是投资阶层,还会伤害到普通百姓。当时鲍威尔和美联储其他官员的回应是:美国经济依旧强劲,美联储的职责并不是护卫股市。“我们正密切关注市场,”鲍威尔在11月中时说道。“但这只是构成一个庞大经济的多种因素之一。”

  但影响投资者的不仅仅是美联储和加息的前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下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战亦令投资者应接不暇。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美联储试图将这些担忧纳入其政策立场,但情况显然比他们预想的更为脆弱。12月初,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部分“倒挂”,短期收益率高于长期收益率,这可以被视为对经济增长失去信心。

  几个月来,美联储官员一直在争论,是应该将这种情况视为日常交易的杂音而不予理睬,还是将其视为一个重大警告。包括布拉德在内的一些官员警告称,不要忽视市场的看法。当美联储去年12月开会时,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当时美联储一如预期决定继续加息25个基点,并发布了最新预测,显示2019年还将加息两次——比9月预测少一次,但仍将继续加息。

  不过,美联储原本希望,借助政策声明的细微调整和鲍威尔随后的记者会,形势将保持平静。这是美联储官员之后接受采访和12月会议记录中阐明的策略。原先措辞是美联储“预期”将进一步升息,然后改为“判断”可能升息,藉此显示美联储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坚决紧缩政策。但市场没有注意到这个微小调整,而当鲍威尔形容美联储每月缩表行动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时,他对市场的安抚性表态也未能成功传达。

  对投资人而言,缩表讯息让鲍威尔的安抚努力大打折扣,因为美联储缩表的实际效果就是紧缩资金。

  在那之后的几天,标普500指数又跌了7.5%。

  美联储在1月会议记录中,检视外界对12月政策声明的反应,得出的结论是,当时投资人觉得美联储“没有充分体认到”市场挫跌及“全球数据趋软”威胁到美国的程度。“那是很敏感的时机,”纽约联储总裁威廉姆斯向路透表示。12月政策声明的微调“是一个非常含蓄的讯息。在试图以短短一页内容传达非常复杂情况时,这便是其中一个挑战。”

  在之后的数周时间,美联储渐渐地更倾向公开承认其已改变对经济现实的看法。针对1月4日在美国经济学会的问答环节,鲍威尔带着书面笔记有备而来,所传达的核心观点是,如果经济形势恶化,美联储“总是准备调整政策立场,而且是大幅调整”。

  1月份会议后上述观点得到正式确认。“保持耐心”的新策略和“通胀低迷”,12月会议记录中提到的这些新措辞出现在美联储1月政策声明中。长期以来有关需要更高利率的说法被删除。

  这些调整没有收到任何异议,甚至那些担心通胀和金融风险的官员也保持沉默。这是美联储取得空前一致的关键时刻。过去10年美联储一直在猜测,通胀或金融风险何时(而非是否)将重新出现。在此期间一些官员——包括央行生涯早期的鲍威尔——一直警告称,失业率下降、低资金成本和美联储危机应对政策注入的数万亿美元,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问题。

  正如美联储1月会议记录所显示的那样,并非所有官员都认为应停止继续升息,一些官员指出,如果形势好转——如贸易紧张局势化解——可能促使他们再度升息。

  但对资深美联储观察人员来说,现在这个门槛更高。摩根大通分析师Michael Feroli最近写到,1月份声明显示美联储“微妙又深刻地形成了”对世界的新看法,即多种因素改变了通胀和利率的运作方式,并且现在已经改变了美联储的应对方式。

  货币宽松已在亚洲普遍回归

  路透2月20日的报道指出,全球经济放缓,持续一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战让企业压力越来越大,这让从日本到澳洲的各国央行倾向于来个180°大转弯,实施宽松政策。

 

  去年底时,日本国内政策讨论的重点还在于央行印钞的弊端,澳洲央行坚信下一次利率调整将会是升息。一场新兴市场货币下跌,也被认为会迫使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等易受外部因素冲击的经济体继续收紧政策利率。但即便是这些国家,现在也被外界押注将要降息。

  美元走软和油价下跌在这次政策立场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亚洲来说最关键的是,该地区的增长引擎中国年初的开局不及预期,给亚洲其他地区输出通胀减速。

  美联储1月份采取了更加谨慎的策略,这一转变暗示其紧缩周期可能已经结束。“显然,现在央行都在重新考虑货币政策,”星展集团控股首席执行官Piyush Gupta表示。

  除菲律宾之外,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都面临通胀率处于央行目标下缘、甚至低于目标的情况。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和泰国的物价涨幅都不到1%。“基本物价压力明显疲软……整体下滑,”汇丰经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范力民说。“因此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变得更为迫切,尽管这本身可能并不足以大幅推高增长。”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2月19日表示,如果日圆急剧上涨伤及经济并破坏实现2%通胀率目标的计划,央行准备扩大刺激政策。也是在19日,菲律宾央行副总裁Diwa Guinigundo表示,若流动性状况不足以维持经济动能,央行将迅速行动。该央行去年五次升息。

  2月稍早,澳洲央行从之前的紧缩倾向转为中性立场,但愈来愈多分析师预测澳洲央行降息,或推后升息预测。

  印度央行2月意外降息,而且分析师预测还会有一次降息行动。在有经常帐赤字的三个主要亚洲国家中,印尼是唯一一个政策逆转预期极低的国家,因为该国央行更加关注汇率稳定。印尼央行去年曾六次升息。“相对于印尼央行,菲律宾央行更有可能采取意外行动,早于印尼央行转变其货币政策,这是因为该央行倾向于促增长,而且菲律宾的增长动能在迅速放缓,”德意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Juliana Lee称。

  据路透2月7-20日进行的调查显示,一些分析师们预期,在经济放缓风险以及外界怀疑通胀率能否达到央行目标水平的背景下,日本央行的下一步举措是进一步放宽已然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持有这种看法的分析师数量虽然不多,但阵营却在日益扩大。

  路透调查访问的38名分析师中,有29人仍预计央行的下一步举措是缩减庞大的刺激计划。但9名分析师表示,央行反而会以购买更多资产等方式扩大刺激政策,以此向金融系统挹注资金,并略微修改前瞻性指引的措辞。1月份的调查中,持有这种看法的分析师只有五人。

  中美贸易摩擦以及10月即将实施的消费税上调给经济投下阴影。“若经济衰退风险升高,日本央行料将进一步宽松政策,”日本摩根大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Hiroshi Ugai称。他是九位预测扩大宽松的分析师之一。

  日本央行坚称通胀率仍维持升向2%目标的动能,在36位受访分析师中,33人表示他们并不认同此一说法。

  日本央行1月份调降通胀率预测,但维持刺激措施不变,央行总裁黑田东彦警告称,贸易保护主义及全球需求趋疲,使经济风险升高。

  在预测日本央行将缩减刺激措施的分析师之中,许多人表示央行将在2020年或之后开始缩减刺激。

  牛津经济研究院日本经济部门主管长井滋人指出,在消费税调升之前,由于全球不确定性升高,日本央行已经错过政策正常化的一次机会。“日本央行将维持目前的收益率曲线目标,至少到他们确定消费税上调的影响和预期一样是有限的。”

  经济分析师表示,在可能采取的正常化举措中,日本央行可能会扩大目前正负0.2%的10年期日本公债收益率波动区间,并上调当前近零的收益率目标。

  调查中值显示,2019和2020财年全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升幅均为0.8%。核心CPI包括石油产品,但不包括生鲜食品成本。这低于日本央行的预估,日本央行预计2019和2020财年的核心CPI升幅将分别为1.1%和1.5%。据日本经济新闻稍早报导,日本央行将在核心CPI预估中重点关注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央行之前关注的核心CPI剔除了增税影响,但决策者认为包括免费教育在内的政府举措将抵消这些影响。

  目前,经济学家并未看到任何亚洲经济体降息超过一次的可能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中美贸易纠纷能否解决以及北京刺激措施有多成功。1月份,中国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00个基点。分析师预计,除了3月份预期将推出的其他财政刺激措施外,年底前存款准备金率还会再调降150个基点。一些经济学家确实预计指标利率会下调,但普遍看法是这样的举措只会是最后的手段,因为这可能会损害人民币,并再度引发债务风险。“只有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下调指标存贷款利率才会变得更有可能,”工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称。

  欧洲央行要求迅速准备向银行提供更多长期贷款

  2月21日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欧洲央行决策者在上次政策会议上对欧元区经济持悲观看法,并要求迅速准备向银行提供更多长期贷款。

  路透指出,由于经济增长连续第三季意外疲弱,决策者愈发担心全球不确定性正在阻碍欧元区的复苏,令欧洲央行多年来为刺激欧元区经济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

  尽管刚刚结束了2.6万亿欧元刺激经济增长的债券购买计划,但欧洲央行现在正在为向银行提供更多多年低息贷款做准备,以确保即使在经济放缓期间银行也能继续向经济提供信贷。这也将帮助意大利和其他南欧国家的银行避免在上一个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明年开始到期时出现资金断崖。在1月份的会议上,政策制定者们表示,他们不会急于推出新一轮TLTRO,但要求欧洲央行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准备这样一个工具。“尽管这方面的任何决定都不应过于仓促,但需要迅速进行为未来流动性操作准备政策选项所需的技术分析,”政策制定者表示。

  欧洲央行下次会议将于3月7日召开,预计决策者将讨论向银行提供新一轮贷款,即便最终决定可能还需数月的时间。欧洲央行执委科尔和普雷特都在公开讲话中谈及新一轮TLTRO,真正的问题是贷款将以何种条件提供。消息人士稍早对路透表示,欧洲央行正考虑以浮动利率发放贷款,可能与主要再融资利率挂钩,期限较之前的四年贷款要短。

  自欧洲央行1月份月警告欧元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以来,今年升息似乎不太可能。在1月会议上,政策制定者继续指出,此次经济滑坡只是增长放缓,而不是欧洲下一次衰退的开始。但虽然需要下调2019年增长预期,但他们未明确指出否需要调整对欧洲央行政策至关重要的中期前景。

  中国货币政策新取向:跃过“负债”端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新的取向:央行更多考虑对银行资产端进行定向支持,如果见效,信用宽松将成为本轮货币政策宽松的最显著特征。

  周浩指出,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的宽松举措不断,这也让市场开始不断评估未来的宽松力度和宽松举措。伴随着经济指标的不断恶化,关于货币政策宽松的憧憬也在升温。但周浩认为,从近期货币政策的具体举措(尤其是TMLF和CBS的操作)来看,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新的取向:中国央行开始认真考虑跃过传统的银行负债端(即基础货币)操作,而开始更多考虑对银行的资产端进行定向支持,如果这样的支持见效,信用宽松将成为本轮货币政策宽松的最显著特征。

  两项新举措

  近期中国央行的两项新举措已经明显体现出这样的取向。1月底,中国央行宣布第一次实施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操作,按照央行的官方表述,TMLF的操作对象为符合相关条件并提出申请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城市商业银行。操作金额根据有关金融机构2018年四季度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增量并结合其需求确定为2575亿元。操作期限为一年,到期可根据金融机构需求续做两次,实际使用期限可达到三年。操作利率为3.15%,比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优惠15个基点。

  一天之后,央行再度出招,决定设立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entral Bank Bills Swap,简称CBS),这一工具允许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使用持有的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换入央行票据。这一工具最长期限为3年,到期后,央行与一级交易商互相换回债券,互换期间,银行永续债的利息仍归一级交易商所有。

  传统政策的新问题

  周浩认为,这两项新工具的出台,事实上表明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的重要转变。传统上,货币政策宽松旨在释放基础货币来实施流动性宽松,通过货币乘数传导的方式来增加商业银行的资产(即贷款)。然而,这种方式在目前的语境下遇到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流动性增加后,商业银行的第一反应是增加低风险的债券持有量,当债券收益率低无可低后,资金会逐步流向其它风险资产。换言之,一个池子的水放满后,资金(即流动性)会流向下一个池子,最终带来的问题是所谓的“大水漫灌”。第二,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往往是间接的,这体现为在货币政策宽松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往往对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增加授信,大企业获得资金后,通过各种担保或者抵押的方式,再对自身的上下游企业(多为民营企业)进行信贷支持,一般体现为供应链融资或者延迟付款等。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他们对中小企业的了解程度较低,同时对中小企业融资缺乏规模效应,所以其宁愿通过对大企业增加授信的方式来间接支持中小及民营企业。第三,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需要时间,很多中小企业尚未等到这些信贷支持,就已经倒闭。这最终导致大企业手中的授信资源泛滥,而一旦资金无处可去,就往往会流向房地产开发领域。这也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或多或少涉及地产生意。

  这样的一些现实困境,导致了对传统流动性宽松手段的反思,改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也一直是中国央行头疼的问题。

  而在银行端,经历了数年的资产扩张后,商业银行也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压力,而表外资产(即影子银行)移回表内的压力,也让很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不如表面看上去那样充足。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央行释放流动性,银行的资产端的扩张意愿也是有限的。换言之,央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基础货币,但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增加资产,那么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出现“梗阻”。

  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传统的流动性创造无法走出过度宽松再大幅收紧再大幅宽松的循环,第二,由于风险偏好和资本约束的问题,商业银行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第三,市场一边高喊货币政策要宽松,但真的宽松后,又会陷入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怀疑,从而对经济形成更加悲观的预期。

  降准真的有用么?

  如果对存款准备金做一些研究,我们还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存款准备金事实上是“后置”而非“前置”,即商业银行得到存款后,会把一部分资金作为存款准备金放在央行,一般而言,商业银行会在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之外,再放一部分备付资金,也即超额存款准备金。如果降低法定存款准金率,那么商业银行在理论上可以在保持同样备付资金的状况下,少缴纳一些资金,而这部分多出来的资金就可以被用于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而贷款增加后,银行体系的存款也会增加,这又会拉动贷款。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降准对经济拉动的理论路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商业银行如果没有意愿发放贷款,而只是将这些多余的资金用于购买高评级债券或者进行同业存放,也就是仍然在银行体内进行循环,那么其对存款的影响其实并没有理论中那么显著,同理也不会带来更多的贷款投放。这也就意味着,降准带来的是银行体系内资金的泛滥和资产价格(也即债券)的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空转”。

  当然,将这样的状况完全描述为“空转”并不合理,因为资金最终仍然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的出口,但无论如何,资金的倒手率(也即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流转)在显著增加,而倒手的次数越多,每个资金中介都需要从中获取利润,自然对于资金的预期回报率也会提高,这事实上造成了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提高。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会发现,降准降息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疑问。有意思的是,市场参与者普遍对降准降息的效果存疑,但似乎又找不到更好的路径,除了高呼降准降息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央行跃过“负债端”

  如果可以弄清楚以上的所有问题,我们会更加明白货币政策为什么会发生新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取向背后事实上代表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当局试图走出目前困境的尝试。

  具体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的传导效果较差的问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缓解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压力,因此永续债被允许发行,同时央行通过CBS来全力支持这一新的工具。事实上,这是为银行松绑。第二,央行直接绕过金融体系中的层层关卡,来直接对接最终信贷投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这就是TMLF等各种定向工具的使用。将这两个思路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表明央行开始考虑跃过传统的银行负债端(即基础货币)操作,而开始更多考虑对银行的资产端进行定向刺激。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在对实体经济进行更加直接的支持,希望这样的支持能够帮助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

  当然,这样的操作也让市场也开始关注中国版QE是否已经箭在弦上。对此,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出面否认,并表示从CBS的具体操作来看,市场投资者仍然承担背后的信用风险,央票的互换仅仅是希望增加永续债的流动性。与此同时,TMLF的操作也接近于一种“胡萝卜”的举措,即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支持更多的金融机构,将会获得更多来自央行的TMLF的支持。

  表态背后,表明货币政策操作中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难和理论争论。但面临着经济下行和企业高呼成本压力的现实困境,货币政策试图做出最好的解答。此外,货币政策也开始考虑每个利益相关者的真实诉求,而非完全从宏观角度出发,这也反映出货币政策呈现出一定的“微观化”倾向。

  宽松能否改变下行趋势?

  徐瑾认为,很难。货币政策可以在经济繁茂的时候踩下刹车,或者在经济低落时候加大油门,但是本质上无法改变经济的整体趋势,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为对冲。

  当前信贷数据狂飙背后,其实是工业利润的放缓,宽松货币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成为潮流,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竞相开始宽松。初看起来,货币宽松好像为美国和日本都带来了不同程度复苏,但这一结论这可能忽视了与货币政策配套的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改革。以宽松与否在评论货币政策是否正确,并不合适。宽松货币政策本身的有效性,也存在争议。以日本为例,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特推出安倍经济学,其中之一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政策目标是2%的通胀目标,日本央行这些年为此一直努力,购买了大量国债。遗憾的是,五年过去了,虽然日本经济有复兴趋势,但是2%这一政策目前尚未实现,甚至货币对于日本经济效果到底如何,也有不同意见。日本前任央行行长白川方明表示,如果将金融宽松政策与物价及汇率紧密挂钩,继续被迫无休止地购买国债,那么会让财政已经恶化的日本陷入“财政支配”状态,更无从保障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换而言之,所谓的“直升机撒钱”并不能真的带来繁荣,一位大企业的老总曾经对白川方明说“每次听到只要撒钱就能搞好经济这种论调时,总觉得自己奋斗一生的工作的价值遭到了否定”,白川认为这体现了“健全感觉”。这种企业家表现出的健全感觉,恰恰才是经济复兴的核心。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9年第12期(总第1900期)         2019年2月2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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