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亟待转型

201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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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5期(总第1903期)    2019年3月4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能源行业亟待转型 女性是消除经济学偏见的关键 日媒:从美国围堵华为看国际标准之争 资本市场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

  能源行业亟待转型

  [摘要:油市分析师对今年油价大涨前景的看法变得更加悲观,因美国页岩油产量激增,加上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可能会抵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带来的提振作用。席尼克·巴特勒认为,从长期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能源行业将迎来一场工业革命。制定一项转型战略应成为所有能源行业从业者的优先任务。环境网站“中外对话”研究员冯灏、白睿指出,中国最新的能源消耗数据显示,能源结构转型的力度和持续性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调查:分析师连续第四月下调油价预估

  路透2月2日公布的对36位分析师的调查预计,2019年布兰特原油期货均价料为每桶66.44美元,略低于1月调查预估的67.32美元。这是分析师连续第四个月降低油价预测。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及俄罗斯等盟友在4月份就进一步减产达成一致,亦或者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导致全球原油供应趋紧,则今年油价可能逐步上扬。但分析师认为,油价出现更大幅度跳涨的可能性不高。“短期内,由于OPEC减产和美国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制裁,石油市场的情况将以国际市场供应紧张为主,”Emirates NBD bank的Edward Bell说。“不过在2019年余下时间,油价上涨的同时将伴随着主要市场经济成长的放缓。”以沙特为首的主要产油国将于4月17-18日在维也纳开会,讨论削减供应的问题。产油国在去年12月就减产达成一致,帮助避免全球石油库存出现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危及油价。虽然制裁伊朗和委内瑞拉将导致整体供应趋紧,“但这两个国家2018年期间就已经大幅削减产量和出口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可能的减少幅度将不如去年那么大,而且对油市的影响也不如去年那么重要,”CaixaBank Research分析师Adria Morron Salmeron表示。同时,分析师估计全球原油需求前景不一,2019年增幅可能介于110-150万桶/日。这基本与上个月调查预期的110-170万桶/日相符。国际能源署(IEA)则预估今年需求增长140万桶/日。分析师称,今年油价上涨的另一个重大阻力是美国的产量。调查显示,美国原油期货2019年均价料为每桶58.18美元,低于1月预估的59.43美元。

  长期来看能源行业需要思考转型策略

  英国《金融时报》能源评论员、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国王政策研究所(King’s Policy Institute)主席尼克·巴特勒认为,未来二三十年,能源行业将迎来一场工业革命。制定一项转型战略应成为所有能源行业从业者的优先任务。

  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将占全球发电量的50%以上;电动将成为乘用车、厢式货车和小卡车司机的成本较低的选择;石油需求将会下降;天然气需求也将见顶。尽管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人口仍在增多,但能源总需求将趋于稳定。

  可能不同于你的想象,这并不是绿色和平(Greenpeace)或“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等活动组织最新的愿景概要。这也不是任何一家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雄心勃勃的宣言。事实上,上述所有观点都来自于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出品的一份严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预测报告。

  《麦肯锡2019全球能源展望》的质量体现在其内在一致性和结论的清晰性。所提出的观点很简单,但从观点的构建方式看,它是完全可信的。作者们用一种基于自下而上预测(逐个地区、逐个部门进行)的逻辑来论证他们的每一个判断。

  至关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依据是经济学原理,而不是公共政策。这份报告描述的不是可能性或应该怎样,而是目前已很明显的这些趋势未来可能如何演变。政策当然能够支持并加速这些趋势,但在这次预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哪个结论依赖于政府决策。

  关键在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麦肯锡称,“到2030年,大多数地区的可再生能源价格将低于现有的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这将鼓励全球经济实现电气化,通过替换生产率较低的供应形式来提高效率。

  报告作者拒绝对他们的预测会产生何种后果进行过多猜测,但不可能不得出如此结论:增加供应和需求见顶将导致价格大幅下降。大部分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将陷入困境——不是因为征收碳排放税或任何其他气候政策举措,而是因为市场已饱和。

  如果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占到全球发电市场的50%(英国石油公司(BP)自己最近的长期预测看到了同样的趋势,预计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可达50%),那么到2050年,它们的份额将达到多高、会对碳氢化合物企业产生何种影响?

  石油——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天然气——可以在石化产品中找到替代市场,但长期前景是稳步下滑。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几乎没有人提到核能——尤其在存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令核能这一历史遗留产业失去竞争力。

  但麦肯锡激进的观点,并不意味着碳排放问题和气候变化风险将容易得到解决。按照上述预测,碳氢化合物的消耗量仍然很高,足以令排放量继续上升。如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气候模型是正确的,大气碳浓度将继续上升,气候遭严重破坏的风险仍将存在。变化来得太晚、太慢,无法阻止气温上升和极端天气条件变得更普遍。

  未来20至30年,能源行业将迎来一场工业革命。20世纪以煤炭和石油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正让位于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这种转型已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也不是行业领袖可以推脱给下一代高管之事。

  大多数主要能源公司的自满情绪扼杀了认真思考,这种自满情绪已落后于时势。对一个以20年为单位思考未来的产业而言,2035年的事情现在就需要规划起来了。一场革命正在发生。制定一套在截然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公司战略,应成为该行业所有人士的一个优先任务。

  最新数据折射中国低碳转型复杂性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研究员冯灏、白睿指出,2018年中国煤炭消费再次上涨,能源结构转型的力度和持续性成为关注焦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28日上午公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煤炭消费继2017年经历小幅反弹后,2018年再次上涨。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在2013年达到42.4亿吨峰值,之后在政府优化能源结构、控制污染排放的努力下,曾实现2014-2016年连续三年下降。

  专家表示,煤炭消费连续第二年上涨表明中国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可能调低了节能减排目标的相对优先级。基础建设投资热潮的再度兴起,也使人担忧高耗能产业的增长,以及经济与能源脱钩步伐放慢。

  煤炭消费回升推高了中国碳排放。根据绿色和平的测算,去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约3%,这是中国自2013年以来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近期,中国国内有不少声音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提出应该给煤炭消费量一定的增长空间,呼吁通过煤制天然气、煤制油的方式缓解中国的能源供应压力。针对这些声音,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表示,“再怎么提高技术,煤炭都是低效的、高碳的。从全球减排温室气体和低碳转型出发,回头去依靠煤炭,是在开倒车。”针对“清洁煤电”的提法,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告诉中外对话,“煤电可以清洁化利用,但是煤电不可能是清洁的、不可能是低碳的,不能把概念弄乱”。何建坤表示,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相当艰难的挑战,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从峰值到零碳,但是同时,绿色转型的行动力度越大、成果越显著,中国对于未来的掌控就越主动。

  尽管煤炭消费有所回升,但中国煤炭消费并未回到2013年的水平,总体下降趋势未变。从能源结构来看,2018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0%,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是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首次低于60%。在中国把天然气归类为“清洁能源”的前提下,2018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量(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占到了能源消费总量的22.1%,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可以完成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十三五”目标。周大地表示,2019年对于达成大气治理攻坚战定下的阶段性目标非常重要。在大规模依赖脱硫、脱销、除尘等末端治理手段之后,下一阶段必须依赖能源结构的调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发电量同比增长7.7%;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5%,两者的增速创下2012年中国经济放缓以来的新高,高于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6%的增长速度。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清洁化加快的趋势,以更清洁的电能来替代燃煤和燃油等能源形式;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再度兴起,高耗能产业,比如煤炭、钢铁、建材、化工,加速反弹,也大规模的带动了电量增长。这些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依然占据重要引擎作用,因而影响减煤的持续性。电力消费的快速增长凸显了中国绿色转型的复杂性。一些行业的污染减排行动表现为更高的电力消费。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以钢铁行业为例分析认为,随着落后产能的淘汰、电炉钢比重的大幅提高以及环保设施投运,钢铁工业用电量大幅增长9.8%,比上年提高8.6个百分点,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0.8个百分点。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再次通过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来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刺激往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进行。尽管有些基础设施可能是必要的,但短期内,这些项目将促进对能源密集型建筑材料(如钢铁、水泥)和电力的需求,进而增加煤炭消耗,并推高排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对全球气候努力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和平能源分析师柳力(Lauri Myllyvirta)在去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和建筑刺激计划将使得全球排放量再增长几年。”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在避免推出全面的刺激计划,而是选择了有针对性的刺激措施,如投资8600亿元人民币,专门用于高速铁路和地铁系统的发展。国际金融服务机构荷兰国际集团(ING)分析师彭蔼娆去年11月预测,中国今年将向经济注入价值9至10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根据2018年底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她还预测,基础设施将是2019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意味着对金属产品的需求将继续增长。然而,就在上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重申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大规模刺激。袁家海表示,2019年宏观经济增长形势必然会比2018年更加艰难,尤其是受到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中国政府把“稳投资”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本轮稳投资不会对高耗能行业形成显著刺激。

  根据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上2月26日公布的文件,2019年将加大关键技术、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木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研究员刘嘉表示,“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在提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与碳排放的关系从数据上看还不明确。”

(综合信息)

  女性是消除经济学偏见的关键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穆赫辛·贾达尼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指出,女性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较小,似乎表明解决经济学职业性别平衡问题是解决意识形态偏见问题的有效途径。

  经济学正在经历#MeToo时刻。在招收女性学生以及聘用和晋升女性师资方面,这一学科长期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落后于多数硬科学学科。女性经济学家经常面临敌意的教学评估、更严苛的期刊评审过程以及更少的合著认可。哈佛大学Alice Wu最近的一篇论文,也揭示了某个经济学就业网站上的一种特别有毒的厌女文化。

  在今年的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上,包括美联储(Fed)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内的多位顶级女性经济学家,谈到了她们自身在经济学领域与性别偏见和歧视所作的斗争。

  但我最近与剑桥大学的张夏准(Ha-Joon Chang)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占据美国72%的助理教授教职和87%的正教授教职的男性经济学家,并不同样严肃地看待这一职业的性别问题。

  我们用了一项在线实验来识别来自19个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偏见。我们请他们评价知名经济学家对不同问题的声明,包括这一职业的性别问题。在实验中,在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每项声明的来源被随机改变了。部分参与者被告知,相关言论来自一位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其他参与者则被告知,发言者被视为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

  我们发现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认同非主流经济学家观点的参与者比例低7%。例如,面对针对宏观经济现状的严厉批评,如果参与者认为此话来自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而非左翼的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他们认同这一观点的比例要高出9.5%。

  这些强烈的偏见与经济学家自身希望展现的形象截然相反:82%的受访者认同,在评判一项声明时,应该只关注其内容,而不是发言者。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受发言者身份影响的女性经济学家的比例比男性同行低40%。因此,随着经济学职业变得越来越性别平衡,这一职业的偏见很可能减少。

  然而,我们也发现,男性和女性经济学家看待这一职业在性别平等方面所做努力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面对一种说法——“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在缩小性别差距方面进展甚微。鉴于该领域在决定公共政策方面的突出地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明确的还是比较隐晦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女性在经济学领域面临的障碍是真实存在的”——表示认同的女性经济学家的比例比男性同行高出26%。

  最重要的是,在被告知该声明出自英国左翼女权主义经济学家黛安娜·埃尔森(Diane Elson)、而非真正的来源、哈佛大学主流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时,认同该声明的男性经济学家的比例又下降了5.8%。认同该声明的女性经济学家的比例并没有随着发言者身份的改变而改变,似乎表明她们能够抛开偏见,专注于声明的内容。

  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使得经济学界无法更好地就政治上有争议的经济问题——如不平等、紧缩以及气候变化等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进行平衡的辩论。

  我们发现,女性经济学家本来就表现出较少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在处理她们亲身经历过的问题时,能够把偏见放在一边。这似乎表明,解决经济学职业性别平衡问题将是解决更广泛意识形态偏见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FT,2019.2.28)

  日媒:从美国围堵华为看国际标准之争

  日经新闻评论员中山淳史认为,排除中国企业制造的新一代通信标准“5G”设备的趋势似乎从美国开始扩大。虽然说背后被认为存在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但各国对于超大国推进的“事实上的国际标准”战略的警惕感也被视为原因之一。

  中国企业的优势归根到底在于本国市场巨大。如果在巨大市场形成稳固的经营基础,在海外的市场竞争也能以优势地位推进。这种进攻全世界的模式在美国企业中也很常见,亚马逊和谷歌已成为被全世界警戒的存在。

  针对谷歌等,欧盟出台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虽然形式上是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但也有着反击美国IT企业的事实标准战略的一面。

  在全球化经营中,掌握国际标准关乎生死。但是,形成标准的方法除了事实标准之外,还有“法定标准”这一思路。法定标准采取区分市场竞争和规则制定竞争、通过多边谈判和公共机构来敲定竞争规则的流程。

  很多专家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法定标准战略受到的支持在扩大。日本近年来的趋势也是将重心转向法定标准。

  由于法定标准起源于擅长讨论和谈判的欧洲,要通过法定标准掌握主导权,日本面临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较高阻碍。例如新一代通信标准方面,日本掌握了世界顶尖水平的技术,但却有着在围绕“3G”的谈判中处于劣势、在之后的世界标准竞争中掉队的惨痛经历。此外,还有纳米技术、铁路系统领域,日本最近10年的现实是不断重蹈覆辙。

  汽车拉力赛“F1”和跳台滑雪等体育赛事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日本的团队和选手根据规则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于是,在无法取胜的传统强国等的主导下,比赛规则迅速改变,日本队的优势被削弱。这样的事情过去曾发生过很多次。

  规则制定的竞争在比赛和商业活动之外,而且是从比赛开始之前已经展开。在规则制定中掌握主导权的是具备说服力、获得他国认可和共鸣的国家、企业和组织,而被打败的一方将在比赛和市场竞争中尝到苦果。事先能找到多少伙伴,显著影响到胜败。

  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跟上这种全球趋势呢?让我们来看看称得上法定标准象征的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从各个领域合计接近250个的“技术委员会(TC)”主席职位来看,经常是主席的出身国成为讨论的主导者。日本出身的主席目前有17人。可以看出日本正在主导树脂和钢铁产品等领域的规则制定。

  在主席的出身国中,美国和欧洲占据压倒性多数。最近,中国可能也意识到法定标准战略的重要性,已将主席职务增加至27人,超过了日本。

  在获得国际支持的同时制定规则的情况不仅限于公共机构。很多日本企业以日本特色品牌和服务在全世界建立起强有力的生态系统。例如大型食品企业在产品中附赠“母子健康手册”,并在亚洲推动建立“营养师及保健师制度”,提高了健康意识,扩大了销售份额。此外,雅玛多控股建立冷藏及冷冻配送网,成功实现了“削减食物损耗”。这些企业都在提高世界范围内社会评价的同时实现了业务增长。

  在数字技术领域,还有人首次把力争解决社会课题的源自日本的行动指南“社会5.0”移植到海外。而在智能社区领域,担任ISO主席的多摩大学客座教授市川芳明与斯洛文尼亚内阁成员在交流中意气相投,发展到该国在基础设施等广泛领域推动采用日本的课题解决方法、技术和规则。

  市川芳明说,吸引斯洛文尼亚的因素是“巨大的野心和共鸣”,“不是1、2年就能解决的问题,富裕、安全和健康等大的主题才是世界期待的”。

  提到大主题,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就很宏大。其中纳入了实现健康和长寿、高质量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循环型社会、和平与安全等截至2030年的世界目标。德勤咨询的调查显示,这些领域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800万亿日元。但是,在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视为商机的企业的比例方面,欧洲为64%,而日本仅为37%,存在差距。

  日本绝不能眼睁睁地错失忽略的商机。日本不应仅在以实力决胜负的事实标准上与中美等国战斗,而是应该开拓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未来的巨大市场,这更能改变世界看待日本的目光,形成良性循环。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市场上能找到多少成为伙伴的国家和企业,关系到能否以有利地位推进日本主导的规则制定。这是需要发挥才智的地方。

(日本经济新闻,2019.3.4)

  资本市场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

  工银国际经济学家程实、王宇哲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资本市场是经济“增质”,而非“增速”的晴雨表,在“减速增质”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有望升级为“更平衡、更充分”的稳健增长。

  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久违的小阳春,一方面源于稳增长政策的出台和渐次生效纠正了超调的悲观预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开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了各界对于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历史经验表明,资本市场是经济“增质”,而非“增速”的晴雨表,其长周期表现事实上由产业转型升级、民生福祉改善、科学技术进步、融资结构优化所推动。在“减速增质”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有望摆脱“高杠杆、低效率”的粗放增长,转而升级为“更平衡、更充分”的稳健增长。有鉴于此,相信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红利也将引领资本市场走向理性繁荣。

  资本市场可谓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一旦出现经济减速迹象,微观企业活力的削弱和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往往会推动股市走跌。但从“股经背离”的角度观察,经济增长的失速和通胀压力的减轻有可能给政策放松提供双重激励,甚至令股市柳暗花明。然而,短期的比较寓意无多,长周期来看:其一,作为金融服务的落脚点,实体经济“增质”,而非“增速”,才是真正反映于资本市场的价值要素。根本意义上讲,企业的持续盈利是资本市场的定价基准,其不仅依赖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和技术扩散速度,也受微观激励和交易成本等影响,即内生增长源泉蕴含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之中。估值水平也与增长质量关系密切,唯有具备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经受危机外溢考验、承担产业转型挑战的能力,长期的投资风险偏好才能相对稳定,从而持续带动增量投资需求。其二,有效匹配实体经济各类投融资需要、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防控金融风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2019年2月,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并首次在最高层面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认为,鉴于当前中国金融业在融资模式、经营理念、开放程度、创新能力、市场活力、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突出短板,引导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有望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从横向比较看,上世纪下半叶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完成发展阶段转换,也先后迎来资本市场繁荣:日本的“减速增质”完成于70年代,1970-1980年间日经225指数涨幅近200%;德国完成于80年代,1980-1990年间DAX指数的累计收益高达约280%;韩国在80年代及本世纪初分两步完成,在2000-2010年间KOSPI指数累计收益逾100%;美国完成于80年代至90年代,而1982-2002年间标普500指数的累计收益更是超过600%。尽管上述经济强国在对应的历史时期都经历了增速中枢的下移,但随着经济步入“低通胀、稳债务、强稳定、强民生”的新阶段,增质红利为资本市场提供了长周期的稳定回报。

  从时间序列看,美股百年沉浮中“减速增质”的长周期轨迹也颇为清晰。以其1962-1982年的长周期停滞与1982-2002年的长周期繁荣为例,后一段时期的增速中枢远逊于前者,甚至低于1930年至今的历史均值,但增长质量的显著变化奠定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基调:首先,内生增长动能明显提升。1982-2002年,美国个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季均贡献率为2.38个百分点,高于此前二十年的均值(1.89个百分点),知识产权投资年均同比增速升至7.63%,高于前期的6.67%。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飞速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内生增长的活力。其次,民生福祉明显改善。1982-2002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月均增长 0.90%,高于此前二十年的0.77%。伴随着通胀水平的显著下降,美国家庭也更好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果实。尽管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月度均值上升至91,高于前期的79。最后,直接融资大幅提升。1962年-1982年,美国非金融企业融资结构中的直接融资占比从逾85%下滑至约75%的低位,一方面由于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并未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也源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放开利率上限对于直接融资的相对打压。但1982年-2002年间,随着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直接融资比重持续回升,也为先进制造和高端消费崛起提供了保障。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类比国际经验,随着“减速增质”在改变经济内生动能、改善分配制度、提升风险偏好等方面逐步深化,资本市场的长周期繁荣可期。第一,总需求结构趋于合理,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处在上升通道。本世纪初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但增长动力的分布却有所失衡,2000-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仅为50.8%,大幅低于1978-2018年的均值(58.5%)。近五年来,随着“调结构”的边际位序明显上升,消费的贡献显著提升至61.8%,而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化也提振了消费和投资信心。第二,收入分配明显改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增速持续为正。1998年-2008年间,中国名义GDP增速从约7%上升至约20%,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却低于GDP增速超过2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大幅落后逾4个百分点。2009年以来,收入分配格局出现明显改善,人均可支配收入反超名义GDP增速,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高于城镇,为未来的消费重心下沉奠定了基础。第三,科技发展成果显著,创新质量逐步提高。在新一代科技浪潮中,中国基础科研和商业应用开始追上发达经济体,部分领域已位于世界前列。据WIPO统计,2017年中国提交PCT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已升至世界第二,增速为全球最高。但也应该看到,在三方专利数目、知识产权使用费支付规模等与创新质量相关的指标方面,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未来科技创新也需要从“重数量”向“质量与数量并重”转变。第四,直接融资占比有所上升,资本市场发展空间正在打开。长期以来,间接融资一直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器,在非金融企业融资中占比超过70%。但随着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崛起和消费升级渐成趋势,加上对于影子银行的整顿、监管,直接融资的比重近年来有所上升。展望未来,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企业部门杠杆率的稳中有降、适应于新经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需求特征的融资理念和模式渐次落地,中国有望与主要经济强国此前所经历的那样,迎来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大时代。

(FT中文网,2019.3.4)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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